提升全社会“教育素养”是减负的前提

  “一提给孩子减负,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深以为然。可减负就从你家孩子开始,就从现在开始,行不行? 估计十个家长,九个半不同意!”这是沪上一位资深初中校长的感慨,道出了社会实情,也道出了多年来“减负令”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在孩子减负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囚徒困境”——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家长,大家都希望减负从“别人家的孩子”先开始。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的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的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目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阶层和地域分布,正在从大中城市、中小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工薪阶层蔓延。”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针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一“跨世纪问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发布《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

  今年是上海新高考元年,也是上海推进教育综改的关键年。能否抓住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为困扰中小学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课业负担问题寻求破解之法?

“判断学生学习负担是否过重有四个标准:一是价值判断,课业负担本身是不是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二是科学判断,课业负担是否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三是制度判断,是否超出了国家课程标准、课程规定;四是法律判断,国家对孩子的作业、作息时间有法律规定,超出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就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发布会上,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表示,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国家公共教育治理问题,也是一个促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现代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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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孩子真正能够睡到自然醒的不到1/4

昨天下午,一位学生及其家长路过某培训机构的广告牌。叶辰亮摄

原因:升学压力、父母焦虑、学校课程设置、过高的期待

现在还有没有不补课的孩子?

此项调查涉及我国多个省市,对小学六个年级的学生以及16830名小学生的父母展开。调查显示,随着年级增长,反映负担重的学生比例也持续增加,尤其是,该比例在升入二年级后,直线跳升至4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个年级普遍存在学业负担问题,而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减负问题就已十分严峻。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和教师要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而根据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小学四至六年级每日家庭作业量不超过1小时。

学习负担过重,小学生睡眠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中显示,仅有23.99%的学生可以睡到自然醒,而由闹钟或他人叫醒的学生比例高达76.01%,更严重的是,还有29.26%的学生睡眠不到8小时就被叫醒,到六年级这一比例已高达39.5%。意味着每10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中就有3至4名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

  “无论是从法律来看,还是从教育部一些可量化的标准来看,上海大多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是达标的,即使少数学校在作业量上存在超标的情况,也不会产生过于沉重的课业负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指出,当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主要源自于升学方面的压力。“现在到中小学去问问,估计从来不补课的学生是绝少数。人人都在外面补,都是为了想上好学校。”

对于造成孩子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分别有55.24%和23.21%的家长认为,是由于升学压力大引起家长焦虑或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32.58%的家长认为“学校教学效率不高、作业偏多”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报告显示,即便家长认为自己子女就读学校办学水平不错,也有30.85%的人认为“学校教学效率不高,作业偏多”,课内损失课外补,从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减负这个结之所以难解,因为它已经承载着太多学校教育之外的期待。而在袁振国看来,为减负降温,有些科普工作必须要做。比起孩子,很多家长的教育理念需要好好“补一课”。

数据:不参加课外补习,并不影响学生的成绩提升

  “虽然补习市场十分火爆,但补课和学业提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很多家长根本不清楚。”袁振国介绍,华东师大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学生补课时间和学业成绩提升之间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一旦补习时间超过2小时,对学业水平提升的效果就大打折扣;补习时间超过3小时,则会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期待:增加选修课程、体育劳动艺术课程

为何每次推出减负新政,效果并不如人意?

囿于传统的教育理念,一些学校认为,增加学生学习时间,以校内教师补课或补习等方式,额外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可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发布会上显示山东省2017年度高中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结果让人深思。数据表明,不参加课外补习,并不影响学生的成绩提升。

  “老实说,减负政策出得越频繁,家长心里越没底,就越焦虑。”一位中学老师说。

“教育工作者要重视这两个指标:一是增加选修课程,鼓励培养兴趣爱好的比例占98.99%,二是增加体育劳动艺术课程的比例达到70.77%。”张志勇认为,家长已经走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前面。一味地认为考什么就教什么对孩子最有用,这个是和家长的认知相背离的。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掰着指头算:从1955年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开始,教育部至少已经9次发出文件,强调要给中小学生减负。

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调查展示了不同家长对“减负”的看法,近七成的家长都支持减负,其中有46.06%的家长明确表示支持减负,并且认为学生的负担太重,29.4%的家长虽然支持减负,但是却为了升学考试可以接受现状;仅仅只有2.5%的家长认为不应该减负,学生的负担比较轻。根据调查推断,家长能否感知到减负政策的有效性与其了解减负政策息息相关。越关心孩子学业负担的家长,可能越愿意了解减负政策,从而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孩子减轻学业负担,进而对于减负政策有效性的感知也更加强烈。

  可是为什么每次推出新的减负政策后,效果并不如意料中那样如意?张人利认为,细究各类“减负”政策,出台的初衷都是好的。比如从上学期开始,上海的小学开始全面推行“零起点”“等第制”,这些举措确实都符合小学生的学习规律,有助于减轻因学习产生的心理压力。

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56.26%的家长建议以寓教于乐,提升孩子兴趣的方式达到目的,且在高年级中这种需求比例呈正向增长。

  “但任何一项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张人利说,减负政策也如此,由于缺少后续跟进、配套举措,一段时间后难免会造成效果反弹。仍以最新出台的“等第制”为例,推行一段时间后,除了家长要适应、读懂孩子手上那张全新的、带着很多等第评价的成绩单,学校对老师的教学质量监管,也必须要拟定新的办法。“对学生的评价从分数评价改成等第评价后,学校如何精准地评价老师,鼓舞老师的积极性,这就是等第制带来的新问题。”在推出减负政策的时候,如何尽最大可能发挥其功效,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考验管理部门的决策水平。

共识:重大的国家公共教育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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